冯果川：“传奇”城市的空间立场
冯果川
FENG Guochuan
筑博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首席建筑师，筑博设计建筑工作室总负责人
采访&编辑：徐抒文
全文刊载于《建筑实践》2020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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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市民要有一个城市主人翁的意识——这个城市是我们大家的，我们要去关心。
AP /从您个人在深圳生活的时期与区位来看，您对这个城市的情感联结与理性认知是怎样的？您是怎样选择了这样一个归属于“城市”“规划”，却又如此进入社会、接近市民的视角？
冯果川（以下简称Feng）
我喜欢温暖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我来到深圳，那时候福田中心区刚刚开始建设，中心区还是一片片草地和围墙。看到一个新区里那么多的建筑从竞赛图纸变成最终实物，这对建筑师来说是很大的冲击，对我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学习经历。
1996年深圳福田中心区原貌
（图源：雅昌艺术网；摄影：周顺斌）
深圳是一个没有单一统治性方言的城市，20世纪90年代末还有很多人说粤语，但是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这让这座城市显得更开放，也让我喜欢它。我当然也喜欢有方言的城市，但是当一个没有单一方言的地方出现，会让我这种缺失方言的人有种奇怪的归属感。
我受到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这两个专业的教育本来就需要我进入社会，从一个市民的角度去观察城市与建筑。我对城市研究最基本的方式正是作为普通市民去体验这个城市带给我的感受，关注作为普通人的我们的需求是否被城市关注了，我们交的税是否被城市合理利用了。
和普通市民相比，我可能多一些建筑和城市的知识，但是更重要的是每个市民要有一个城市主人翁的意识——这个城市是我们大家的，我们要去关心。当我们看到人行道被改窄，当行道树、路缘石莫名其妙被换掉，我们要质疑；当一个公园被改造得更开放、更有趣味，我们要赞扬。我认为城市研究最重要的是立场和意识，在此之上才有相应的方法，比如近些年被大家讨论的“考现学”的方法，就很有意思。
考现学入门（图源：豆瓣）
我的理论是要让建筑对社会有推进作用。建筑里面隐藏了大量的社会关系，我做的事情是希望让更多人能意识到，这些建筑、这些空间的排布，都是跟你我的利益息息相关的。李巨川先生对我的建筑理念影响很深，他谈论了很多并非传统建筑师会思考的视角，也让我明确了我的建筑学道路——空间政治学。
就像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所写的，空间是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也被写入到对应的空间秩序中，当人们在这种空间内生活、工作，不知不觉就会接受这套隐藏在其中的社会秩序。而对这些理念的思考也会被我运用到自己的设计当中。
朱晔编著《城市日常生活——
1996—2011筑博的设计研究与实践》（左）
[法] 亨利 · 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右）
（图源：豆瓣）
我觉得深圳很重要的基石和特质是改革和开放，政府相对中国其它城市显得弱势。
AP /您是否认为，建筑业是探讨“城市”正确的角度（之一）？
Feng
我不具备从建筑业来探讨城市的能力，我更多只是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讨论城市。只是我可能将一点点社会学科的观点和知识带入到建筑学中，丰富了我的研究工具。
我觉得深圳很重要的基石和特质是改革和开放，政府相对中国其它城市显得弱势。城市是汇聚人并促进他们交流的场所，没有开放性就没有城市。拆除壁垒，鼓励交流，发挥市场的作用是深圳活力的源泉，也是城市发展普遍的规律。
近些年深圳开始大量的所谓城市更新，大量建筑被拆除，由摩天楼取而代之——这是和20世纪90年代末很不一样的经验，一个是城市化，一个是再城市化，这两种不同的建设都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2009年深圳中心新区，
在这片土地上，都市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升起。
（图源：搜狐；摄影：周顺斌）
总的来说，深圳在这两个过程中，城市的多样性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我说的多样性，首先是城市里人和文化的多样性，深圳对社会底层的关注和尊重是不够的，或者说态度和方法也是不对的。深圳的建设更多地是被经济利益驱动，这构成了深圳这种城市明显的局限性。
城市更新本应有很多种策略，比如在上海常见的微更新，虽不一定能在建筑学上产生特别大的贡献，但作为一种社区活力的激发，也是很不容易、值得提倡的；另外还有综合整治，但因为这种方式带来的直接经济收益较小，使用的面并不广，更多的还是拆除重建。但深圳总体来说还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社会价值——深圳的老旧小区更多是被迫去解决问题，而非主动意识到了什么。
我不认为深圳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雄安才是。
AP /基于政策与宏观规划，深圳的城市建设与建筑行业得到了哪些其他地方难以得到的机会，或是不会遇到的阻碍？
Feng
深圳的政策在科技和营商方面是有成就的，但是在住房、教育、医疗等民生方面做得就比较欠缺，这已经严重地制约了深圳的发展。习仲勋曾经说过：“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城市虽然是人造的，但也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我们只能顺应这种规律而不是依靠其它意志。现在政府和一些大开发商垄断了城市的建设，而这正在让深圳窒息。相比于政府推出新的政策，弥补深圳发展弊端的方式更应是鼓励社会中更多阶层、更多的主体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中来。
我不认为深圳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城市，雄安才是。深圳确实是依赖于政策的引领，而这些政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给社会松绑，给民众机会。深圳的活力得益于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放手意识，让民间有活力有机会去发展。
深圳不是在一张白纸上规划出来的，其市域中有大量被农民掌握的土地和建筑，这些政府不太管得了的地方，很好地弥补了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建设造成的缺陷。比如深圳主要的廉价住房并不是靠政府建设的廉租房和保障房，而是农民提供的几亿平方米的城中村住房。深圳的一些重要项目如春茧等，是由华润、万科、中海等企业来代建，很好地利用了这些房地产企业的品控能力。这些都是政府让一步，社会更进步的案例。
深圳这些年也有缺乏活力的方面，就是城中村被严格限制，自发的建造越来越困难；建筑市场被大地产商垄断，项目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产商，由于开发方式单一、开发主体单一，最终导致建筑的结果也比较单一，城市变得无趣。
深圳城市高密度摩天大楼
（图源：图虫创意）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里看得到宏大的形象，看得到经济的收益，但是看不见人，听不到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呼喊。
AP /您提到，简·雅各布斯切入问题的角度和论述思路与当时主流规划专业思想的相左，她将城市看作一种社会性、政治性的空间，您的思路与此一致吗？她当时的批判是否适用于现在的中国大城市、现在的深圳？
Feng
我很钦佩简·雅各布斯对建筑和城市做出的贡献。她的思想对中国城市建设依然有价值。但是中国的情况比雅各布斯面对的要更复杂，因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土地制度与美国很不一样，所以直接搬她的理论可能不行，但是她的人文主义的立场是可以学习的。
在我们的城市建设里看得到宏大的形象，看得到经济的收益，但是看不见人，听不到人特别是底层民众的呼喊。其实权力和人民并不对立，权力可以属于人民，这也正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当权杖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时候，权杖会做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我期待那个时候的到来。民众个体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会有局限性，所以大量民众需要组织化和制度化地发声，在博弈中寻求平衡和共识。深圳在听取民意方面是有作为的，但是还远远不够。
面对南头古城、白石洲等城中村的议题，我认为文物保护不是最迫切的，不是说文物不重要，而是说城市更新中牺牲最大的还不是文物，而是人。南头古城的渐进式的改造和白石洲的大拆大建看似不同，但是都是在腾笼换鸟，然而被换掉的鸟儿们的感受却未被考虑。我们不需要文化和生活的纪念碑，需要的是对当下在那里生活的人的尊重。他们也有权利生活在城市。
白石洲市场街，猪肉档一家四口 © 张超
白石洲市场街 © 张超
AP /深圳的发展是您曾料想过的吗？您对它有怎样的预判或期待？
Feng
深圳被很多人称作传奇城市。20世纪50—80年代有超过一百万内地人从深圳逃到香港，一定意义上促成了深圳特区的诞生，这也算是传奇。而此外，深圳是一个主题乐园式的、布景化的城市，光鲜的外表和空洞的内在是对布景最好的诠释。但“布景城市”也是城市，它依然可以像城市那样运转，这不是很有趣吗？
深圳地铁岗厦北施工现场的人们
（图源：图虫创意）
除注明外，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采编 / 徐抒文 罗靖琳 周淑倩
新媒体编辑 / 阿凡
视觉 / 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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